人物简介：

　　成俊卿（1915年-1991年），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15年10月8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父兄务农，他自幼在农村长大，养成了勤劳吃苦的好习惯。1931年小学毕业，1933年初中毕业，1937年高中毕业后于次年考人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42年7月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和学校师生们一起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运动。成俊卿大学毕业后，于1942年8月到四川省乐山县中央工业试验所木材试验室任技助，后任助理研究员。1945年9月任四川省立遂宁高级农业学校森林科主任，讲授除测量学以外的全部林业课程。1947年12月兼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技佐。他抱定发展林产工业的宏愿，于1948年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林学院攻读林产工业专业，1951年通过《华南主要树种的木材解剖》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在美3年多中，他充分利用美国的种种有利条件，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木材学知识，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他身居海外，魂系华夏，急盼报效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事业，毅然于1951年11月8日回到广州。回国后，到安徽大学农学院（后改为安徽农学院）任副教授。1956年被借调至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任研究员、木材工业研究室负责人。1956年任森林工业部森林工业研究所筹备委员，木材构造及性质研究室负责人。1958年10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成立后，他一直在木材工业研究所任研究员、材性室副主任、主任。1956年至1960年仍兼授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木材学课程。他还是《林业科学》和《木材工业》杂志副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特约编审，《林产工业》杂志和中国林学会木材科学学会顾问。1983年，1988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采访者：王悦、李莉

采访地点：中国林业科学院木工所

文字内容：
Q：请您谈谈成俊卿先生的治学经历。

A：成俊卿，1915年10月8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父兄务农，他自幼在农村长大，养成了勤劳吃苦的好习惯。1931年小学毕业，1933年初中毕业，1937年高中毕业后于次年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42年7月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
    　　
　　成俊卿大学毕业后，于1942年8月到四川省乐山县中央工业试验所木材试验室任技助，后任助理研究员。1945年9月任四川省立遂宁高级农业学校森林科主任，讲授除《测量学》以外的全部林业课程。1947年12月兼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技佐。他抱定发展林产工业的宏愿，考上了国家公派留学生，于1948年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林学院攻读林产工业专业。1951年通过《华南主要树种的木材解剖》论文，获得硕士学位。

　　成先生自己说，他从小就和林子有不解之缘。因为成先生家里当时有一片小树林，正是家里人卖掉了这片树林有了钱，才让成先生上了学。所以，他对林子有了特殊的情缘。成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也很不容易，打过各种各样的工。给别人看孩子、喂狗……什么工作都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1951年回国。当时成先生还拒绝了台湾方面的工作邀请，他的有些同学到台湾大学去工作了。成先生回国后到安徽大学农学院（后改为安徽农学院）任副教授。1956年被借调至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任研究员、木材工业研究室负责人。1956年任森林工业部森林工业研究所筹备委员，木材构造及性质研究室负责人。1958年10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成立后，他一直在木材工业研究所任研究员、材性室副主任、主任。1956年至1960年仍兼授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木材学课程。他还是《林业科学》和《木材工业》杂志副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特约编审，《林产工业》杂志和中国林学会木材科学学会顾问。1983年、1988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Q：您能谈谈成俊卿先生编撰《木材学》、《中国木材志》的前后经过吗？

A：成俊卿老先生编写的《木材学》、《中国木材志》这两本书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反响，可以说它凝聚了几代木材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成先生一开始搞的就是木材学的研究，在木材解剖、材性、木材识别和利用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而且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成绩非常卓著。以前有人认为成先生光搞这些解剖没什么意义，但他觉得木材既然要加工利用，那木材学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当时国内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只是在华南地区有少量的研究，这也激励着成先生潜心进行木材学的研究。可以说成先生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木材学，他说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些，他基本上也都做完了。

　　我们中国地域辽阔，木材（尤其是商品材）的种类特别多，得一种一种地研究，考虑它们的构造、物理力学性质、加工特性。成先生查阅了大量资料，且不脱离生产实践，经常到生产部门去。尤其是在政治运动兴起的那段时间，许多人说成先生是白专，说成先生这么做没有意义，但成先生不理会，该做什么还作什么， 也不怕别人给他戴上白专之类的帽子。就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从不间断工作。当时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天天发电报，实际上成先生是用自己的打字机把很多文献的拉丁文都打出来，光打的资料都有好几箱。很多国内外的资料，都是他自己打出来的，因此打字机上的好多字都磨平了。成先生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定要把《中国木材志》写出来，当时好多专家觉得难度很大，但成先生在会议上说：“不管有多大的阻力，不管有没有政治运动，只要不把我抓起来，只要我觉得是对的，我就得接着往下做！”——这本巨著就是这么来的。《中国木材志》原来一开始是在《热带及亚热带木材》基础上编写的，后来又重新修改，从而得到了这本书。成先生结合实际，曾在海南、广西、广东蹲点，一开始主要是记载一些粗实的构造，还记载一些原木的特征，在宏观和微观上对生产实际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样最终归纳总结出1000多种我国主要的商品材，大概101科，350属，并归为商品材380类。《中国木材志》可以说是包含着成先生的血和泪，当时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双脚浮肿，但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还没察觉到，也不知道他患了白血病。成先生非常简朴，只有一个沙发，还特别矮，用两本书垫着，脚肿了，底下就找块木头垫着。后来书快出来时，我们想帮成先生校对，他却拒绝了，说：“这是我的工作。”他到了生命最垂危时还一丝不苟。大家若看了他的书，就会知道他的学风严谨。虽然他出了书，但他还要再进行校对，比如木材的归类问题，或拉丁文等印刷问题，他全都改在书上。成先生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在《中国木材志》中，许多内容都是先采集正确定名的标本，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描述、进行力学实验、记录数据而得来的，书里还有关于木材加工利用等内容，都在生产实践中调查过。这些都是成先生一点一点地积累下来的，然后再查书找相关资料。现在好多书都成段地引用了《中国木材志》中的内容。可以说，成先生的这本书影响力很大。我国一些主要商品材的材性、用途、构造、识别等全在上面，这对生产都非常重要。

　　《木材学》这本书也非常地著名，是由许多木材方面的专家一同参加编写的，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方面的巨著了。这本书包含了木材的基本原理——从木材的形成、构造到物理力学特性、化学性质再到防腐、干燥等所有的基本原理，非常全面。成先生从1957年回国开始酝酿《木材学》，采集木材标本、调查木材的性质用途、发表了木材特性利用等的论文，并在我们国内的林科院木材所材验室和其他一些院校所先后发表的340种树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树种，到80年时有520种，然后又增加了一些，重新改版。到出版时是1992年，成先生却没有看到，这非常地遗憾。现在《木材学》、《中国木材志》都脱销了。书里的东西对搞木材学的人来说，不管是研究还是教学都是最基本、也是很有用的内容。这两本书凝聚着许多人的贡献。

　　《中国主要木材名称》这本国家标准在1977年就定稿了，但在成先生过逝后才出版出来，是一本迟到的国家标准。当时林业部的工作人员由于粗心，将成先生的底稿弄丢了。成先生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非要让对方道歉，但他们不承认错误，因此这本书就一直没能出版。一直到1997年，整整20年，这本书才出来。我们觉得名称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在生产中实践中都会因为名称而造成混乱。这本书是在生产实践当中，在成先生的《木材学》、《中国木材志》这两本书的基础上根据木材性质及其它特征而写出来的。大家在这本书的编委目录上，也可以看到成先生的名字。成先生的另一部著作《热带及亚热带木材》在1980年获林业部一等奖。总的来说，我觉得成先生特别地了不起。正是由于成先生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才写出了《中国木材志》，总结了老先生30多年搞木材科学的成就。

 Q：成俊卿先生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成俊卿先生全身心地投入他的研究事业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A：我记得我硕士毕业后刚来到材性室，成先生就找我谈话。首先是要看我的论文。他看了后，给我提了一些论文中的问题，包括标点、用词等很细微的问题都给我提出来。当然，首先成先生还是对我的成绩提出了表扬。总的来说，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老先生的学风非常严谨，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在我见过的老先生中，他是非常令我佩服的。成先生虽然地位很高，学问非常深，但他一点都不自傲，我们作研究时，他有不懂的，他就问我们，和我们一起交流。他非常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觉得当时写一篇文章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一年才能出几篇论文，每篇文章必须首先报到室里，室里每个人都要认真看，还要写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再小组讨论。成先生在这点上严格把关，给我们印象很深。记得有一次开会，成先生严厉批评了一个工程师的论文，这个工程师当场就哭了，然后改了又改，成先生依然绝不留情，就是这样出来的文章。成先生自己都说，才像个文章。所以我们都应该像成先生学习这种一丝不苟，严谨的科学态度。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山东大学讲课，我是老先生的助教，他要求我两天内把生物图画完，天很热，图也赶得急，但成先生还是认真地看了我的图，看中英文标注是否有误。之后，成先生带了许多书去山大，还把讲义寄给山大。成先生临走之前才收到山大的讲义，发现错误太多，因此，成先生一下火车，就急忙改稿，要求山大的工作人员必须在讲课之前把更正稿印出来。他说千万不能误人子弟。可是，当时的印刷条件有限，来不及重新印制一遍。成先生就要求至少要印出来专门的更正说明。许多大学教授来山大作讲座时，都只是讲一讲就完了，而老先生却不是那样，非常地负责。当时我想把板书写好，成先生就不用去了，而他却不放心，即使我先写好了，他还是要亲自检查。做实验的当天，老先生早早地就去上课，将所有的器具准备好，但许多老师还没来，什么也没准备好。当他们看到老先生如此严谨时，就开始有些慌乱了，真没想到居然有如此认真的老先生。每次课后，他都给学生留些小测验，判分很严格。有时太累了，我帮老先生改分，他也让我用铅笔改，然后自己再审核。虽然这些讲座都不记分，但老先生都认真准备，这给山大的老师学生们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后来的讲座中，大家都会提前作好准备。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一般的老师都随便给分，而他每次给分都要先掂量一下，看给得是否正确。在他看来，做人、作学问都得这样，要一丝不苟。在当时还不是经济大潮时，山大的老师要给成先生一些讲课费，他怎么都不要，他们就转交给我了。当我拿去给成先生的时候，成先生非常生气，严厉的批评了我。可以看出，成先生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传授知识，不管是教育学生还是别人，首先都要从自我做起。

　　成先生做人非常正直，他曾经是政协委员，但非常地淡薄名利，依然在研究中认真严谨，该批评时还是批评。这么多年来，我们也都耳闻目睹，对成先生非常地佩服，觉得做人就应该象成先生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写书落笔的时候都会想起成先生的教导，搞学问就是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比如现在我给学生评优，报奖时，看学生写的拉丁文字、标点的用法等，在我脑海里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成先生的影响。我写文章时，写完后我先要改，再让成先生帮我改。从一点一滴、每个字、每个标点做起，这些都是从成先生那学来的。所以科学素养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就是从这一点一滴做起的。

　　成先生一生都是清清白白地做人，从不假公济私，一张纸、一个信封他都算得清清楚楚，不多用公家的任何东西。成先生的思想还非常活跃，他从政协回来后，不单单是关心自己的事，还关心国家大事，对古今中外的事也有很多了解，他还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老先生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但是他的性格倔强，即便是他觉得不舒服时，他都不告诉我们，不依靠室里的人。当北医三院检查出他得的是白血病时他也非常地镇定，但他也不愿意给他人造成麻烦，真的很不容易。临走时成先生说：“可不可以帮我理理发，可能我再也回不来了。”当时我们的心情都非常地沉重。在成先生住院期间，政协常委都非常地关心，我们时常去看望他，他还很焦急地怕耽误了我们的工作。在成先生临走前，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能把实验室里没做完的工作都做完，因此，每次我们去医院他都很关心地告诉我们什么工作该怎么做等等。成先生在晚年非常孤独，在他心里他还想着还有许多事需要完成，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不断扩大标本室，提高标本室的影响，也是为了完成老先生的遗愿。成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捐出来给了材性室。他的那些钱都来得非常不容易，都是自己的一些稿费什么的，一点一点地攒下来的。而他自己的家具、日用品都很简单。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成俊卿基金”，这也是对成先生的一种缅怀，也包涵着我们对成先生深厚的感情。对于室里表现好的同志，我们还用基金会的钱给予奖励，也是为了能激励大家。我们每年都去为成先生扫墓，年轻一辈的研究生、博士生、或是新来的同志也能通过墓前的一席话受到一番教育。老先生的墓现在在八宝山，我们去看望他，也是为了让他老人家不要太孤独，同时也汇报一下我们的成绩。现在我们对木材学也非常地重视，年轻一辈的学术研究者来了以后，我们以老先生为榜样，也会常常讲一些老先生的事迹，我觉得这对大家都很有帮助，也是对大家的一种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