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物理专家阮锡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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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阮锡根,男,1938年12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教学之余,一直从事木材物理的研究工作,先后在《林业科学》、《生物物理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两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项,横向课题两项,主持研制的两种设备已在国内数家工厂使用。1989年获得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年获得江苏省优秀教学三等奖;1993年获政府津贴;1999年获得江苏科技进步三等奖;2000年1月获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成果二等等众多奖项。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木材物理学》书。
 
专访时间:2008年07月03日
专访地点:南京林业大学信息院  
专访记者:翟胜丞(志愿者)             
专访摄影:王丽

专访实录:

1. 问:请谈谈您的成长经历。

答:
这样子吧,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讲了,我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讲起。我是1961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物理教研组的。当时,我们学校物理教研组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全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毕业生。有一半以上是南京大学毕业的,还有几个是厦门大学的毕业生,那都是属于名牌的。小学教育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小学教育,现在反而有小学教育。那时候我们都是名牌学校出身。当时教研组什么情况呢,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没有任何科研项目,但是教研组的负责人史伯章老师,他非常想做一些工作。所以我一来,他就希望我们在物理学上有所突破。他让我搞大气预测,可能你们不懂,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为什么空气中有氧气,有氮气,而没有氢气?氢气有没有遗失掉,飞到宇宙中去?我呢,由于对广义相对论有兴趣,但是这些工作做了以后出不了成绩,很难出成就,什么原因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和我们学校的一些工作结合起来,很难得到学校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教研组正式转向木材,转向林学。可以说我们这个转向可能在全国林业院校里面的物理教育组开了个先例,这个是我们的作用。我从事这项工作完全是偶然。怎么偶然呢?当时我们木材组的尹思慈老师,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出版了几本书。他那时候已经四十多岁,我三十多岁。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像现在,我们虽然结婚了,(但还是单身汉,不叫单身汉,结了婚了就不叫单身汉)但还是住在单身宿舍里面,没房子。他跟我挨着。他曾跟我讲他在南大进修过x射线,但是隔行如隔山,他进修了一阵子,并没有深入到里面去。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x射线仪,但是没工作起来,就是因为人才原因。这个x射线仪就在木材组。后来他碰到我就讲,x射线仪在木材上已经有应用了,他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合作做些工作。听后我很赞同,好啊,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吧。从这个时候开始,尹思慈老师就把我引入到木材学里面去了,随之,木材跟物理就结合起来。后来我自己去听尹先生的木材学课,也听了徐永吉老师的木材学课。我当时就感觉,木材学和物理学两个研究方法大相径庭,研究方法是不一致的,物理学有好多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力学老师讲这就是个牛顿定律,很简单,国际上就是个牛顿定律,他把牛顿定律引用就成了力学;电磁波其实就是电磁波方程,你把这个方程引用就会有好多。而木材不一样,当时我学习的时候就感觉木材学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讲的我记也记不住,搞也搞不清,所以到现在按照徐永吉老师讲的话,“你还没弄懂”,我确实是没有弄明白,毕竟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如隔山是不错,我有一个感觉:一个东西要取得成绩的话,就需要借鉴别的学科先进的东西,要相互交叉,不能闭塞,这很重要。作为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开放,作为一个学科要发展的话也要开放,不是闭门造车,不是自己自身蓬勃发展,而是要结合其它学科一些先进的东西,其它学科的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先进技术,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尹先生把我引入这个门以后,我倒也感起兴趣了,就找史伯章老师汇报。

  另外,我们也组织了物理学教研组,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整个教研组都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不少木材的力学问题,木材的电学问题。做完以后,我们就想,这些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要介绍给别人?其实就是想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我就找到徐永吉老师。徐永吉老师对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有点怀疑,后来他到我们教研组来,我就跟他讲我们已经做过的一些工作。听后,他讲可以,也非常支持。这点我觉得还是称赞他的,他不闭塞。但是要召开这个会议,还需要向科技处汇报。当时我们科研处处长是张齐生老师,就是现在的张齐生院士。我们向他汇报了以后,他立即拍板支持,发文出去。实际上这次会议是全国性第一次木材学的盛会。这个所谓的第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这个会议来了好多人,有东林的葛明裕和戴澄月,他们当时是东林主要的教授。葛明裕是李坚校长的老师,戴澄月是刘一星教授的老师,还有林科院的鲍甫成老师,安徽农业大学参会的是江泽慧老师,还有很多一批比较优秀的人。

  会议是在1986年召开 ,我这儿有会议照片。当时我们学校的几个主要的老师都顾问参与了, 比如说梁世镇、张景良、区炽南、陈桂升都顾问了。当时主持会议的主要是史伯章老师和徐永吉老师,还有我也参与。这次会议以后,我觉得在木材界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对林业院校的物理组,因为当时林业院校也邀请了各个学校物理组的老师来参加,所以后来有许多物理教研组的老师,他们也去其它院校的物理组,也参与了木材的工作。好多了,包括东林有一批、中南林学院、福建林学院等。我记得福建林学院当时来的是他们教研组主任后来是科研处处长,他做了不少工作。后来福建林学院物理教研组也调来一个北京物理组的人到我们这做教授,以后也做了一些工作。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会议的影响。那么在我们这次会议以后,戴澄月就非常感兴趣,他就立即通过这次会议的决定召开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是在东北林业大学进行。东北林业大学的李坚教授,刘一星教授都参加这次会议。好像就在这次会议上建立了木材学分会。我觉得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在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影响。以后我们寻求新的合作道路。

  当然,我们从事了理论研究以后,希望做些实践性的工作,所以我们找到华毓坤老师,希望在生产实践中做些工作。华毓坤老师很支持,给了我们教研组两个项目,当时给了五万块钱。五万块钱在当时来讲还算不少的,那时候跟他一起工作是在88年,我记得不大清楚,会议召开是86年。以后我们就做仪器,我们先后做了些什么仪器呢?一个是探火仪。刨花干燥的时候不是通过一个刨花干燥线嘛,它有可能着火,我们就做了一个探火仪。另外,本来还想做个测刨花的湿度计,是用红外线做的,但是这个仪器上海物理组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就没做。后来我们去其它的工厂做了板材的光电检测仪。一个是做原木光电检测仪,原木光电检测仪是先做的,后做的探火仪。原木光电检测仪就是原木通过运输线以后,马上将其直径以及长度就测量出来了,测量出来以后,算材积。当时因为计算机不是很发达,所以全部用的集成电路,就是用硬件做的。现在是用计算机软件做的,时代不一样嘛。此外,给东莞一个厂做了一个自动测量板材的长度、厚度、材积的仪器。当时我们做好这些仪器去推广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从现在来看,我们的仪器做得不是非常好的。如果现在我们再来做的话,做的要比以前好的多,因为当时用的硬件较多,没用软件。时代不一样,那时候的计算机软件还不是很发达。什么单片机,计算机windows还没流行,台式计算机都还没怎么流行,都用的硬件。我有一个感触,我们国家的木工行业,要真真做到全自动化,还需要很长时间。什么原因呢?我们国家人太多。我们到工厂就会跟工人师傅们讲这个仪器做好了以后可以减轻工人们的劳动力。但工人们首先考虑到的是我们把劳动力减轻了,他们不就失业了吗?由于是国有企业,一些干部也认为我们把工人裁掉了,是不是会引起很多不稳定因素?当时我感觉到,即使我们的技术发展了,能用了,但真真走上全自动化还是比较困难的。国家的条及各种因素都会限制技术的应用。木工自动化,技术性不管多强,与宇宙飞船的技术性相比要差的多了。不是办不到的,但会受到各种因素限制。我个人也承认这一点,因为生产行业不是强烈的要求,你干起来就要打折扣了。这些工作虽然已经做了,但是我感觉到很困惑。当然现在情况又有一些不一样,后来有一些情况也不太一样。后来东莞有一个香港的工厂找我们做板材生产,我也讲了这个问题,减少劳动力不可能使你的产品量提高多少。由于他是香港老板,观念不一样,他讲我们减轻了他的劳动力就是减少了工资支出,产品的成本降低,产品也好卖。他的观念又不一样了,他不考虑什么失业。从现在来讲,我的观念也有所改变。试想,虽然人多,但我们工作日可以减少啊,大家可以出去旅游享受嘛。我们应该朝这个方面考虑,不一定非要好多人在这个地方工作七八天。当然我们这一辈和你们这一辈观念不一样啦。我的小孩享受的观念比我们老一辈享受的观念容易点。从这方面来看,有时候我会怀疑这个是进步还是退步呢?现在看来这是进步而不是退步。为什么不解放劳动力?人可以做更多的其它的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

  前两个月,北京林机所所长费本华告诉我,他在福建某地买了一个全自动化制材的国外进口的车间。第一道工序是剥皮,第二道工序是自动检测,检测原木的长度、直径及外表的缺陷等。但是他这道工序全自动化的东西没有买全,检测的东西没有买全。他没有买的用意可能就是这道工序可以用人工。但是如果进一步考虑的话,我们国内能否填补这个空白?能否做好这项工作?我想是可以做的。我们也做了一些,有一些基础,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做是可以做好的。但是这些东西要迫切需要。后来做完之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要谈市场的话,做木材仪器的市场太小了。所以我跟我们老师开玩笑讲,要谈市场,谈收入,困怕不能搞木材仪器。我说可以做几样东西,小孩子的自动化玩具,女同志的化妆品,老年人的保健产品,那些都是很有市场的。但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木材的市场很小。我去过美国几次,我发现美国的木工还是比较有市场的。美国的的木材工业比较发达,而且人工比较贵。我们国家呢,可能在这方面还有一段距离。所做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卖得很少,卖得很少就贵,一贵就没多少人买,所以这是个问题。假如买的人多,价格又便宜,那么我做的就会更有劲更好。产品做好,价格便宜,质量相应提高。现在我们国家讲的是市场经济。就我个人体会而言,市场是很重要的,市场有需要才能促进其发展。怎样使我们的工作做的更好?木材行业的工作也是这样。我做哪些仪器能够对木材加工更加适用。

  我希望在工作上有所突破,后来我们就跟林学系合作,找黄敏仁老师。黄敏仁老师那边工作主要是王明庥院士负责的。我找到他后讲了我们的合作意向,他很愿意合作。他首先说我们是否能做个x射线密度计,就是测量木材密度的。我们木材学x射线密度计做的很好,用得不错。但x射线仪本身有毛病。不过这个木材学密度计做出来效果肯定是很好的。它是用来做科研的,不适于生产实践。因为它只能针对厚度不同的样品,而且厚度不能太厚。如果做生产实践,它就又有问题了。我曾经到邵武,他们告诉我他们全自动化现场有一个r射线密度计,就是测木材密度的。但是工人们把它甩掉了,不愿意用它。很简单,他们认为射线对人体有害。其实,射线强度对人体的损害不是很大,但是那些工人们会担心。也许在生产实践上是有问题的,但是在科学研究上,由于我们这个x射线密度仪保护性比较强,实验室保护性也比较强,所以没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差别。
  
  后来,我们想把物理学一些先进的理论应用到木材学上、林学上,也就是应用到整个林业科学上去。当时我就想跟黄敏仁老师协商把混沌和分形应用上去。混沌和分形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可能你们物理学中接触过。分形说简单是很简单的。平常几何上研究的几乎都是比较规则的形状,而分形研究的是不规则的形状,是无规则的几何学,不是立体几何。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一棵树,你仔细一看,每棵树都有一个形状。好比一棵雪松,你把照片拍下来。以后你把雪松折个树枝下来,你将这个树枝和这棵树相比,这个树枝和这棵树可以相等。过后,你在这个树枝上再折一个小树枝下来,再比较它,仍然相等。同样,你再折个树枝下来还是相等。即就是说,在复杂形状里取它的一部分,它与它的整体是相似的,再取一部分,它与它的整体还是相似的。所以它的维数是没有整数维的。平常的几何,一根线是一维,一个平面是二维,一个立体就是三维。但分形可以讲0.5维,0.6维,0.67维,它是分数维。当时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在理论界分形还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刚刚出来的一种理论,我想把它应用。应用了一点,但是应用的还不是很好。林学系有一个副教授做了一篇文章,费本华老师也做了一篇文章。

  这些工作结束后,由于教学需要,我转向了电子学。这个很有意思,我教木材物理学,木材物理研究及开设木材物理这门课程,后来主要的力量投入到电子学里面去了。电子学也开设了不少课程,诸如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EDA等等。开设这些课程,我也忘不了木材学,忘不了林业。此时,我想,自己现在讲的这些课程能否应用到林业上?应用到木材学上?我觉得这个是有余地的,可以应用的。比如说,最近我对虚仪仪器感兴趣。普通仪器是没有大脑的,智能仪器肯定是有大脑的,有CPU的,它可以分析问题的。普通智能仪器大部分是用单片机、DSP这些东西做的;虚仪仪器实际上是个智能仪器,它是用PC做的。任何仪器用重干器把物理量测量好后,交给计算机,计算机就替你运作好,处理好,然后显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虚仪仪器。我认为虚仪仪器应该对我们木材学,林学很有用。为什么很有用呢?因为越是复杂的东西越有用。简单的测量,测量人的身高不需要用计算机,越简单就不需要了,越复杂甚至要几个来测量,测量出来交给计算机,从这个里面进行数据融合,取舍你所需要的东西,甚至鉴别哪些东西是有用的,哪些东西是没用的,这种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木材很复杂,真真要研究它,真真要测量它,你必须给它很多的指标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智能化仪器对林业、对木材很有用。将来测量木材学相关的数据,我觉得智能化仪器可能效果会更好。

  木材最简单的像测木材的湿度,正常反应是比较难的。现在这种插针式的木材仪器,可以测量,但实际上它并不产生反应。湿度往往有个梯度,梯度反应不出来;插入的深度不一样反应也不一样,很多都反应不出来。测湿度实际上对于其它的东西来讲是很简单的,但是针对木材就不那么简单。它不仅涉及了湿度和梯度,还跟结构有关,甚至还分自由水和结合水。有一段时间我跟林业系统合作研究了一下结合水。木材谈结合水,林业也谈结合水。从林业的观念来看,好比在很冷的地方,在西伯利亚,温度很低,应该说它的自由水结冰了。但它不死掉,它还有生命,有生命的话,说明水还在起作用。从生命的角度来讲是自由水,所以有的人就用结合水在什么程度下固化来探讨相关问题。如果结合水固化了,那么生物就没有生命了,有这种观点存在,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讨论。还有好多人在探索这个问题,后来做得工作并不是很多。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参加了江泽慧老师(林科院院长)的一些工作。她的题目都很大,不仅涉及广度,而且也很有深度。对此,我颇受启发。她的几个博士生做得工作我去看了。有一个博士生做的木材断裂。断裂这项工作,尹思慈先生很早做过。他做过后跟我讲,这个工作不好做。不好做问题在哪呢?它跟人造高分子断裂不一样。木材太复杂了,断裂的方法有好多种。后来我看了她博士生做得工作,我有所启发。尹思慈老师讲了我就不敢做这项工作了。博士生做过后,虽然还没做到什么深度,但我认为这项工作还需要继续做下去。同时,我感觉到,正式通过这些合作或者参与,给我很多启发和帮助,使得我有所提高;另外,通过这些工作,我总的感觉就是木材很复杂。木材学的研究要真真搞好还需要吸收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新的研究方法。这些工作以前我们木材学也做过,甚至要了一个南大的物理系的毕业生到咱们木材物理组教书。做了几年,应该说开始稍微有点起步,但这个时候木材物理学已经开始热门了,他又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当然啦,其它学校也做了相关研究。在我的印象中赵广杰是物理系毕业生,刘一星学过电工的,他好像在哈工大进修过电工。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是相互交叉的,其它院校也在进行,具体就反应在这些人的身上吧。好像东林木材组还有一些物理系的毕业生,具体不大清楚叫什么名字,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后来年纪大了就没跟他们接触过,现在接触的就更少了。

2. 问:请您给我们讲讲您的大学生活?当时您为什么选择了南大的物理系?

答:
至于大学生活,我说句老实话,考大学实际上是胡考。什么叫胡考?就是填志愿瞎选。因为你真真了解一个东西来选择它,作为一个高中生是不可能的。你选择木材工业,你当时对木材工业有什么了解?没有了解,你就是瞎选。我高中时学生填志愿也是瞎选的。我到现在感觉到我也是瞎选的,当时我选择的南大是第一志愿第一学校,为什么选择呢?很简单,当时物理学很吃香。物理学最近几年物理学不吃香了。吃香的原因有几点呢?第一,我那时候物理学很吃香,再过几年还是很吃香,60年代依旧很吃香。你不要看别的,我们举例说明,邓世昌读的是物理;刘少奇的女儿读的是物理;贺龙的儿子好像读的也是物理。好多大师长的孩子读的都是物理。第二,当时苏联很重视物理学,现在是俄罗斯,它有很多名人。第三,我们国家造原子弹正好是那个时候。1956年,由于李政道、杨正林获得诺贝尔奖,轰动全国。第一个华人获得诺贝尔奖,他是属于物理学的,一下子这个热潮就掀上去了。我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李政道、杨正林获得诺贝尔奖才公布的。

  说实话,我们那个年代读大学受很多思潮的影响,所以我很羡慕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有可以认认真真地读书条件,我们当时没有。四年当中,政治运动非常之多,1956年进入大学以后,1957年就反右,之后就是大跃进,实际上都没有好好读书,都停课了。反右的时候就停课了。写大字报,你斗我,我斗你。包括我也是斗的。后来对我定的调子是右倾,不叫右倾,右倾是对干部定的,对学生的话是右派边缘。所以,我没有好好读书,大学四年很难好好读书。举几个例子就知道很难好好读书了。大跃进的时候,晚上去打炼钢铁,要炼到很晚很晚。(我记得我们打炼钢铁在小红山,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石门坎,光华门过去一点。当时是一片荒野,现在已经很热闹了,是一条大街了。)炼完钢铁回来洗漱后还要开会,睡觉睡不了两三个小时。早上起来,甚至有的时候炼过钢铁以后就天亮了,吃过早饭以后就上课。上课的时候有一堂课的数学老师叶南熏老师,南大数学系的系主任,很有名气。他比较讲究科学,而且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是我很尊敬的老师。他上课时讲:“我讲我的,你睡你们的吧!”。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老师讲这话是不得已才讲的,他不能反对当时的大跃进。他怎么能反对呢?但是他对当时的情况是有意见的,这样子给学生上课怎么能上好。“我讲我的,你睡你们的吧!”。后来我也是做老师的,每次上课哪个学生要是睡觉,我肯定会指出他:“你为什么打瞌睡?”。老师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真的是不得已,我觉得做这样的老师,苦水往肚子里淌……我讲课就是希望将我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我就希望学生听我的课,怎能让学生睡觉呢?

  还有一件事情,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一年级的学生毕业,二年级、三年级就叫起来了。当时什么说法呢?他们没有框框,学过的人反而有框框。现在回忆起来简直是荒谬至极,没有框框的就能做出最好的东西来?实际上后来也没做出什么。不懂怎么会做呢?我记得一年级的学生参加我们这个组工作的时候,那些学生是很会讲的。当然,选择来的学生都是很会讲的,但实际的效果不怎么样。我们三年级是大搞科研,叫做“七进十三出”,就是早晨七点钟进实验室,夜里面十三点(实际上就是一点钟)出实验室,这个是很难搞好的。除非你真的进入到这个境界中,不要人强迫,你会自觉的忘了时间。那样的硬性规定是达不到所要的效果。这就是科学,你感兴趣,适应下去,你确实要解决一个问题,那是睡不着觉的,你必须要干,这个我深有体会。当时要我七进十三出,思想上还没有个准备,感觉是强迫的。当我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自己也睡不着觉,必须想办法解决它。有时候睡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还想着它,所以并非要在实验室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很羡慕现在的大学生,因为我们国家给他们充足的条件。你们可以仔细想想,而我们当时的运动实在是太多。

3. 问:请谈谈您在后期的教学经验及研究工作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答:
总的来讲,我的教学一般还是挺受学生欢迎的。总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希望我教的学生不要学得太死板。每次上课我都要强调,如果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很有思考性的问题,或者我哪讲错了,这个错误不是笔误或者是个比较简单的错误,而是有一定思考价值的错误,学生指出来了,我讲学生可以加五分、加十分、加二十分,甚至如果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创造性很强,那么这门课学生可以不要考试,我直接给他优秀。每次讲课我都是这样讲的,为什么要强调这样呢?我认为真真的好学生,并不一定每次考试都是九十几、一百分。我接触过几个好学生,他们考试也是八十分、七十分,但是他们真真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他们不是死背书籍或者死学,而是学习往往比较灵活。当然,我绝对不是讲五十分、六十分反而比九十分的优秀,这个是不对的。我教过的学生也不少,总体来讲,还是顺序排列,分数高的学生是比较优秀的,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九十分的学生一定就比八十分的学生优秀,有很多八十分的学生学得很好,很灵活。第一名的学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后面第十名很好。我的意思是强调学生学习要灵活,要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提倡学生反驳老师,要跟老师争辩。但是这种争辩不是不讲道理。我记得有一年一个学生跟我争辩最没有意思,前人的一句话就不能改变,这样就错误了。我们尊敬前人,他们的工作不容易,他们已经做出的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并不是说他们的东西就没有一丁点儿错误。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介绍李政道。李政道在物理组讲课,讲课后马上有一人提问题,学生讲:“李老师,你现在的讲法跟过去讲的是矛盾的”。李政道给他解释了,但他还是不明白,李老师讲:“我前面讲的后面可以更正啊”。最后心里有点来气了,“我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不能发展呢?好像我讲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感觉到,我们国家的小孩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来讲,基础能力要强,但是创新能力不及他们。不敢怀疑权威的东西是不对的。马列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所以我有一个感触,希望学生的思考能力要加强。我对现在我们系一些老师的讲课不太满意。电化教学是个很好的教学方法,可以弥补我们平常的不足,但是过分依赖就是错误的(电化教学就是投影仪教学)。有些老师把讲稿反复投影一下读一读就可以了,这种教学方法是不利于学生学习的。我上课时一再强调,学生一定要记好笔记,我讲的东西学生一定要记,但是现在的学生记笔记的习惯跟我们当年比起来退化很多,很多学生都不记了,不知道名牌大学的教学情况怎样,我们那时候学习的时候没哪个学生不记笔记的,但现在的学生不记笔记的太多了。为什么要强调记笔记?

  第一,我讲的很多问题不是句句话都需要记笔记的。讲课如果每一句话都是很经典的话,这个课很累的。讲课的过程中总要渗入一些总案的话或者不是必要的话,这句话虽说不必要,但是可以松懈学生听课的单调,所以说还是必要的。学生要从我的讲课中记他们应该记的东西,这有利于锻炼学生的能力。他们怎样把我讲课的内容,每句话都记下来,好比十页,如果用一页就可以把我讲的很经典的东西记下来了,这是他们的能力。

  第二,我有我的思维能力,我有我的思路,学生应该学会我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应该从我的讲课中学会我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一定是某个具体的内容。某个具体的内容学生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是我的分析方法,学生可能一辈子用得上。一次给本科生讲课,有一个研究生来听我的课,他听过了以后跟我讲,“阮老师,我听您的讲课,最后感受最深的是我学习到了您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学习您讲的具体内容,”这不是我最初提出来的,而是他最后跟我提出来的。这个研究生是跟着我的本科生听课的,我觉得他是真真听到了东西,一个具体的内容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三,教科书只是参考书,过去我们不叫教科书,叫参考书。我的讲课不一定就按照这本讲。但是现在的学生我几乎是强迫他们记笔记。到什么程度,我一看哪个学生没带笔记,有时候我甚至带纸笔给他记笔记。所以我对现在的学生要求就是笔记还是要记。同时,我对年轻的教师提要求不能用那种方法讲课,就是放幻灯读一读,那样学生肯定不记。手写而且有些必要的图要学生跟着老师画。其它的课程我不了解,我讲的电子学,比如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最基本的电路,学生不是一看就能懂的,很多电路都是在基本电路的基础上搭起来的,好似搭积木搭起来的。要对基本电路印象深刻,不是说看一遍就印象深刻,我的看法就是说要自己画一遍才印象深刻。所以我画了,学生就要跟着我画,不要以为书上有,或者可以查得到。跟着我画才印象深刻,画的过程中可能画错,所以我总是跟学生讲,“你看一遍不如想一遍,你看了一遍,再想一遍,就像放电影一样回顾一下,这章究竟讲了哪些内容;或者说听一遍不如自己想一遍,你想想我这个主要内容是什么;想一遍不如自己讲一遍,自己如果讲一遍那印象深刻了。”包括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自己在讲的过程中也会发现问题,“这个不对,好像还有问题”。所以我现在给学生提倡的学习方法是复习的时候不要总是盯着书看,看了一章后回过头来想想,想的过程中你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还不清楚,是不是还有问题,所以对学生的要求是学习要讲究一点学习方法。多想多思考,灵活学习,要能够怀疑书上的东西,不是怀疑一切,这个就错了,而是敢于提出书上的是不是有问题。最后还是建立在这些书本内容的基础上,书上的内容要学好。但并不是说把书上的内容死记硬背,我要在怀疑的基础上接收它,可以怀疑,但并不是每个内容都要怀疑,而是针对某些内容等。如果是老师的问题,你可以跟老师争辩。尊敬老师和跟老师争辩讨论学习问题是两码事,和老师讨论问题是很正常的,一个教师排斥跟你争辩问题是不对的,但是争辩要讲道理。

4. 问:您长期从事木材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您觉得它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如何?

答:
现在有很多同志在搞物理学研究工作,比我们当年搞研究的队伍庞大。许多年轻的人也开始搞了,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木材物理的市场价值很小,但是作为一门基础课,必须要研究。所以也不要求很多人去研究。实事求是的讲,它的市场价值还很小,有很多问题,研究起来很困难。正如我刚才讲的,我的木材物理这本书上就提到这一点了(我的木材物理书就在这)。木材物理的研究方法许多方面是与高分子物理是一样的,合出来的对象是人造高聚物,但木材是天然的,结构要比人造高聚物复杂的多,各向异性非均匀,不同树种材料均一,同一树种生长环境不同,材性也有差异。所以这个对木材物理的研究带来很好的扩展。所以要深入研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队伍,不一定要很庞大,它毕竟使用价值很小,不像计算机的队伍那么庞大,因为计算机的市场价值大。当然,必须要有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要为后人建立基础,要逐步发展,并不是说成功后就不发展了,不能永远停滞不前。但要前进必须有人研究。所以我觉得像木材物理这种行业是属于国家补助性的行当,国家要给这个行当一定的科研项目,给它一定的资金,给它一定的来源。林科院的研究队伍是比较庞大的,这跟江泽慧院长也有关系的,她本身就是搞木材的,所以她重视这一方面,将来的话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个队伍呢,不管是谁领导,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力量和支持,包括我们学校,它也不是学校发展的重点,但是希望学校能够给予一定的鼓励,给予一定的队伍。像我们现在的物理组,年轻教师的队伍里面,开始他们都想搞一搞,但搞了碰到困难,而且由于木材的复杂性,他们兴趣也就不大了,只有一两个老师坚持下来了。我就是这个想法,不鼓励他们全来搞,但是希望有一定数量的人来搞。因为搞这项研究,首先要对其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受强迫来搞的话是很难继续下去的,所以我希望有一定的队伍。

  此外,我感觉到,搞研究一定要引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手段,它才能提高到新的档次,一定要倾向于别的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现在来说,计算机是必须要用的,如果没有计算机,问题解决的不那么好,有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做好多工作。木材实际跟人体比较起来,人体是很复杂的,人的大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是个什么玩意。木材也很复杂,谈重视程度的话,重视医学肯定要比重视木材强得多。因为医学牵扯到人的生命。比如害病了到医院去检查,各种检查措施,现在的CT、超声波、B超、x射线CT、核磁共振CT,实际上这种手段都可以应用到木材学上的,但是用到木材学上是否划得来?划不来的。现在王厚立老师和业宁老师都在搞x射线CT来研究木材内部的腐朽。当然能研究,但关键问题是是否有价值。研究这个用于现在医学上的CT来用于木材生产的话,我认为行不通。环境不一样,医院里面的CT和生产线上的木材CT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此外,成本也太高,不划算。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入手研究木材。有好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借鉴的,但是反应这种现象是否适合木材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所以与我们同专业的、老一辈的、同辈的老师或者一些年轻一辈的接触,我总的一个感觉就是相互了解、相互促进、相互交流,对学科的促进和研究总是有好处的。

5. 问:能给我们谈谈您编写《木材物理学》这本书的一些情况吗?编撰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您回忆的事么?

答:
最初要编《木材物理学》这本书是戴沉月老师提出来的(东林的教授,是老一辈的教授,比我的年纪要大,跟我们学校的张景良先生是同一辈的)。他提出来要编《木材物理学》,跟我们合作。当时我希望跟戴沉月老师合作,后来因为好多因素我们没有合作成。戴先生跟我讲这个事后没两年就过世了,戴先生过世的比较早,在老先生中,他是过世的比较早。大概是八几年,86年开会的时候他还是来的,第二次开会是两年以后,87年还是88年,在东林开会的时候,他活得还很好,后来不到两年他就过世了,我估计是在90年逝世的,那么就没做成。后来华毓坤老师提出来开设这门课,开设这门课以后,我们逐渐积累了一些东西。后来到东林、林科院开会。会议间,费本华老师把他们木材组的一些年轻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博士生召集起来,让我花两三个小时讲讲木材物理的一些研究情况。讲过以后,我很想把这编成一本书。到现在为止,这本书是国内唯一一本。后来,周定国院长提出把这本书编出来,我就编了。他当时的想法是要出研究生丛书,作为第一本研究生丛书。出版以后我觉得反应还好,这个《木材物理学》出版社的编辑发了一份邮件给我,希望把这本教材作为21世纪规划教材,他叫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回信,后来回信迟了,他还是建议我们把这本教材作为21世纪规划教材,可能他那边收到的反应还是挺好的。

  但是客观的讲,这本书写得比较匆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写书,有个缺点就是不能深入浅出。我本来的意思是讲到什么程度呢?因为物理学用的不少,物理学对于纯粹搞木材学的人来讲,读起来应该很轻松愉快把它读懂,有收获。但是从现在来看发现这本书还没达到这个效果。我也看过一些国外的书籍。史伯章先生是金陵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的外语水平相当高。他说:“读中国人写的书,读翻译的书,总感觉翻译的不对头。”读我们国家的书不能由浅入深。其实一本好的书,它既要有很深的内容,还需让读者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只是作为国内第一本木材物理学首先打一炮吧。我跟余观夏老师讲过他是否能写得深入浅出一点,使得大家读起来很愉快,有收获,但是不降低它的内容的先进性及它的深入性,只要让读者容易接受。当时华毓坤老师开过会后,他有一个意见,他不是对这本书有意见。他讲是否将木材物理这本书偏向测量这方面,就是木材的材性测量。我确实也有这个想法,但年纪大了。我还想写一本书《木材材性测量》,但是年纪偏大了点,外界的要求似乎还不那么强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提出来给研究生开设材性测量这门课,专门讲材性的测量,这个材性测量跟常规的是不一样的,都讲目前的一些先进的东西。木材的测量是很难测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测木材的热传导率采用常规的方法是不能测量的。常规的方法是加热稳定。一边加热,另外一边传热过来。长时间的测量,纯粹测稳定,稳定发热,传热稳定过来了,一边是热源,一边是受热的部分,一个好比是100度,另外一个是稳定的,好比10度,这个需要测量的。但是这样长时间测量后,里面的水分早就蒸发掉了,所以测量木材的传导率是不能这样长时间测量的,如果很短时间测量出来的应该说是很先进的。一些对常规测量适合的方法对木材不一定就适合。这是因为木材的特殊性,它里面有新的分子,它里面含有水,在不同含水率的测量下,搞不好水都没有了,还测量什么,此时已经不反应这个性质了。

  我在木材方面还是外行,但是我有一个优势,优势在哪呢?我学过物理,教过物理,教过理论物理,教过比较高级的物理课,也教过电子技术,所以我有这方面的优势,我想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是最好的;此外,像我这么大年龄的,我的计算机技术不是非常好,与你们年轻人比起来,我的计算机技术肯定没有你们年轻人强,但是在我这么大年龄档次里面,我的计算机技术还算不错的。接近七十岁高龄的人计算机技术都是比较差的。我很想把它们结合起来,但是这些工作我可能做不了,很希望有一批年轻人能做一些结合性工作。

6. 问:您对专攻木材物理学这方面的年轻学者及学生有什么期待和建议呢?

答:
这个期待、建议似乎很难说了。木材学的文章实际是很好发表的,为什么很好发展呢?因为其它的科学如果把国外的文章拿过来,你照做一遍是不能发表的,为什么?这算是抄袭了,但木材学却有所不同,比如你研究国外的木材,我研究我的马尾松,我的杨树,跟你研究的不是一回事,但方法可能是一样的。那这种工作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还要做,还要研究国家的木材,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借鉴国外木材的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做的。但是有一点,鲍甫成老师跟我讲过(他退下来了,现在好像是姜笑梅)。曾经他是林业科学的常务编辑,一般木材学的文章送到林业科学院去的都要送到他那去,他看的文章比较多。有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怀疑送来的文章是不是认真的做了,是不是认真的研究了,他不能判断。我看过好多文章,我也很难做出判断,也有怀疑。但还是希望即便是用国外的研究方法研究国内的木材,还是要认真去做,数据要可靠。因为木材学有一个特点,它是不能重复的。我要衡量你的文章,比如钢铁——什么钢铁?含钢量多少?含铁多少?你只要固定了,我完全可以仿照你的,我可以重复的。但木材不行,我要研究你的东西,我就要把你的样品拿过来,但当把样品拿过来后就不行了,时间一长,含水率变了或者其它什么指标变了,或者已经开裂了,所以用不起来的。这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出现像鲍老师讲的这种情况,希望能够认认真真的为了学科的发展,数据做的更加可靠,更加抢手,这是一点。

  再一点,我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创造我们自己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国外的东西拿过来我们自己做。当然,我自己在这方面做的也不好,我希望大家有一点创新的精神,要接受别人的东西总要有一定的基础。

  最后,我希望年轻学生在适当的程度上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有几种知识是必须要学好的,比如计算机技术、外语水平。有些知识呢,比如数学,实际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接触了一些博士生,他们觉得数学对他们没有多大帮助。我觉得思维方法很重要的,数学能锻炼人的思维方法,但学数学的时候也要注意应用。所以我跟数学老师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学生学数学和数学系的学生学数学,是不是差别要大一点。比如带锯条振动,有一年我对此做了一点研究,是王文华老师(王婉华我也接触过)。婉华是木材学的,文华是制材学教研组的(婉华是女老师,文华是男老师)他已经退休了,他跟张文林老师是同学,他教我做的。做得时候首先要列振动方程,就是带锯条的振动方程,要把带锯条的振动方程列出来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应该是研究带锯的人列出来,我不懂带锯,列出来有困难,但最后还是我列的。列不出来时,我跟物理组其他老师协商,跟我在南大读书的一个老师协商了一下,他告诉我应该怎样列。所以物理老师能把这个方程列出来,但是你学习了很多数学不一定能列这个方程,数学老师能不能列?他也列不出来,他不懂带锯。列出来以后假如你是搞带锯的,不懂方程,你不会解,你完全可以请数学老师来解,他无论如何也可以解出来。所以我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木工专业的学生学数学,怎样才能把学科的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你可以学习一种解法,但是你不一定学得太深,因为这个解法很复杂的。比如回归方程是有专人研究的,你不会解问题不大,你完全可以交给数学组。而方程列不出来,你请哪个人来列也很难列。你干这行的,你搞带锯的。应该是学木工的人要把木工上的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真真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要你来解。我们的教学怎么样教的好呢?作为个人意见,要被人接受,被人形成一个理念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这是个发展的方向,包括物理也是这样。对于一些基础课,不能完全强调专业课要什么就讲什么。因为专业课有的时候也在发展,但是基础课完全脱离专业课,我也不赞成。就像我刚才讲的数学课一样,物理学也是一样的,你要学会怎样把你的工程问题转化为物理问题。当转化为物理问题时,你不会解,问题不太大,你可以找专家。我跟数学老师开个玩笑讲,现在各门学科像陈景润那样一个人单枪匹马搞科学恐怕不可能了,只有陈景润才可以做到。数学老师讲现在光靠个人也不行了,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我能肯定,不论是做工程,研究物理学,还是研究射线物理,光靠个人干很难,需要靠团队,要善于跟人合作。

文字:iwcs 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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